1928年，反動派四處鎮壓革命，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革命處于低潮時期。即便如此，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中國大地依然閃耀著星星之火，無數共產黨員前赴后繼，奮不顧身為革命而斗爭。

在莫斯科，黨的六大順利召開，對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使中國革命形勢出現恢復和發展的局面。在井岡山根據地，毛澤東、朱德成功會師，紅四軍成立，開辟了工農武裝割據的道路。井岡山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它的發展壯大，代表了中國革命發展的正確方向，給革命帶來了未來和希望，推動了革命燎原之勢的早日到來。

一

蔣介石叛變革命后，徹底暴露了反動本質，實行白色恐怖。中國陷入一片黑暗之中，魯迅哀嘆道：“1928年，民國沒有了，我們只是民國遺民。”

然而，革命的火種并沒有熄滅，無數的中國共產黨人為了推翻專制獨裁統治、建立一個嶄新的國家而不懈奮戰。

1928年1月，南昌起義部隊余部由朱德和陳毅率領，從粵北轉移到湘南地區。1月12日，部隊進入湖南省宜章縣城。次日，宜章年關暴動取得成功。1月13日，在宜章北門廣場召開了祝捷大會，朱德莊嚴宣告：他們是為工農大眾利益奮斗犧牲的工農革命軍。起義后25天，正式成立了湘南第一個革命政權——宜章蘇維埃政府。隨后，又迅速組建了工會、農會。在這里，紅旗高高地舉起來了，建立了一個新世界。

南昌起義另一余部在賀龍的領導下深入湘鄂西繼續戰斗。1月19日，賀龍一行乘船到達監利縣。在這里，賀龍帶領部隊為民除害，除掉大土豪李振濤，振奮了群眾的情緒。另外，彭公達帶領黃葉崗的地下武裝，乘機襲擊了駐扎在盤塘的國民黨團防大隊，大獲全勝。

在毛澤東領導下建立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也是一片熱火朝天。自從秋收起義舉起工農革命軍第一面軍旗以來，武裝斗爭的烈火迅速燃遍了湘東贛西的遼闊土地。1月5日，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第一團攻占遂川縣城，建立了中共遂川縣委和工農兵政府。為抵御嚴寒，戰士們晚上宿營時從農民家借來門板和稻草打地鋪睡覺，但是有人沒有主動歸還。毛澤東很快就注意到這個問題，1月25日，在遂川縣李家坪第一次宣布了“六大注意”，前兩條便是“還鋪草”“還門板”。這樣一來，加上毛澤東上井岡山時宣布的“三條紀律”，逐步形成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成為人民軍隊的行為準則和優良傳統。

中國共產黨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就是1928年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召開的中共六大。此時的中國，被反動派掀起的血雨腥風所籠罩，在國內難以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召開全國代表大會。

不計其數的共產黨人犧牲在屠刀之下，以致中共六大召開時，無法統計全國黨員人數。

嚴酷的事實表明：中國革命已經進入低潮，反革命力量大大超過了黨所領導的革命力量，中國共產黨面臨著被敵人瓦解和消滅的嚴重危險。面對這種險惡的環境，敢不敢革命?怎么革命?這兩個根本性的問題擺在了中國共產黨面前。然而，此時的中國共產黨還處于幼年階段，政治上還不夠成熟，對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前途等重大問題還認識得不夠深刻，在黨的內部仍然存在著分歧和爭論。缺少正確思想和理論的指導，中國革命陷入了迷茫之中。

中國共產黨迫切需要召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盡快在思想和理論上為中國革命找到正確的方向。經報請共產國際同意，中共中央決定在莫斯科召開黨的六大。

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和100多位參加黨的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前往莫斯科的道路大都被敵人控制著，他們在交通要塞布滿了哨兵、警察、暗探進行盤查。各地的中共代表，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冒著生命危險，沖破重重險阻，遠涉萬里抵達莫斯科。

周恩來和鄧穎超在這次前往莫斯科的路上就遭遇了險情。據鄧穎超1985年回憶：1928年5月，她與周恩來二人扮成古董商人，由上海乘日本輪船去大連。為了安全起見，組織上為二人訂了頭等艙。但是，由于出發匆忙，沒來得及拿組織上準備的好衣服，只好穿著日常衣服上船，這和頭等艙的闊人身份很不相稱，難免引起別人的注意。船停靠青島時，二人趕緊上岸買了幾套華麗衣服。不過，出于對時事的關注，二人習慣性地買了許多報紙。這不太符合商人的習慣，引起了船上暗探們的懷疑。到大連準備上岸時，二人遭到駐大連日本水上警察的盤查。他們將周恩來帶回了警察廳，足足又盤問了2個多小時。周恩來沉著應答，警察暗探們沒有找出破綻，將他放回，但還沒有消除疑慮。隨后，二人乘火車到長春，途中日本便衣警察一路跟蹤。幸虧周恩來巧妙周旋，終于應付過去，安全到達哈爾濱，然后乘車到達滿洲里，經蘇聯人幫助越過國境抵達莫斯科。對于50多年前發生的這段危險經歷，鄧穎超記憶猶新，足見當時的險惡情境。

一些女代表也克服重重困難遠赴莫斯科。羅亦農的夫人李文宜回憶：5月中旬，新婚丈夫羅亦農剛剛遇害，她心情極度悲傷，接到會議通知后，她強忍內心的悲痛，與楊之華和其女獨伊從上海出發前往莫斯科。她們先乘坐一艘貨船到大連。在船上，她們住在底層的貨倉里，空氣十分污濁。李文宜暈船，一動就吐，只好躺著不動，再加上心情不好，一天到晚也吃不下東西。在楊之華的勸說下，李文宜勉強進食。下船后，她們又改乘火車經南滿鐵路和中東鐵路繼續北上。到哈爾濱、滿洲里時，都有組織負責人來接頭。為了安全考慮，組織上要求李文宜和楊之華二人分開，各自喬裝成東北農村婦女，與接頭人配成假夫妻，一路風餐露宿，終于平安到達。

歷時一個多月，代表們歷經千辛萬苦，大都安全抵達莫斯科。

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選舉權的代表84人。會上，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周恩來作組織報告和軍事報告，李立三作農民問題報告，向忠發作職工運動報告，布哈林代表共產國際作《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政治報告和關于政治報告的結論。

黨的六大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深遠。這次大會總結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對有關中國革命存在嚴重爭論的一系列根本問題，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它集中解決了當時困擾黨的兩大問題：第一，在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問題上，明確指出中國仍然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國革命現階段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第二，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明確了革命處于低潮，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黨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計地組織暴動，而是做艱苦的群眾工作，積蓄力量。

這兩個重要問題的解決，基本上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對克服黨內仍然存在的濃厚的“左”傾情緒，擺脫被動局面，實現工作的轉變，對中國革命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總的來說，黨的六大的路線基本是正確的。此后的兩年，全黨貫徹執行六大路線，恢復和重建黨的組織，領導開展群眾斗爭，使革命出現恢復和發展的局面。

黨的六大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23人，候補中央委員13人。受到共產國際選拔干部片面強調工人成分的影響，曾為武漢碼頭工人的向忠發被選為黨的最高負責人。但他并沒有領導能力，無法在中央起主導作用。事實上，在這以后一段時間內，黨的實際負責人是周恩來。

這段時間，毛澤東正在井岡山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沒有參與黨的六大的籌備活動，也沒有出席這次會議。雖然缺席黨的六大，毛澤東仍然當選為中央委員，在23名中央委員中排第12位。

大革命失敗后，在全黨尋找中國革命道路而進行的艱苦探索中，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進行創建革命根據地、開展工農武裝割據的斗爭，代表了中國革命發展的正確方向。

在創建井岡山根據地時，毛澤東就十分重視黨組織的恢復、整頓與發展。2月，先后成立寧岡、永新、茶陵、遂川四個縣委和酃縣特別區委，蓮花縣也開始建立黨的組織。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十分重視軍隊的建設。4月，他總結部隊做群眾工作的經驗，規定部隊必須執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這些規定對于加強人民軍隊建設、正確處理軍隊內部的關系特別是軍民之間的關系、瓦解敵軍等，都起了重大作用。

4月下旬，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和湘南起義農軍1萬余人陸續轉移到井岡山地區，與毛澤東領導的部隊在寧岡礱市會師。朱毛勝利會師，使南昌起義軍余部有了可靠的落腳點，井岡山根據地如虎添翼，對紅軍的創建和發展以及井岡山的武裝割據，都有重大意義。

兩支部隊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由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和軍委書記。此后不久，按中共中央規定，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改稱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從此，中國歷史上就有了威震天下的“朱毛紅軍”，對建立和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推動全國革命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5月，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寧岡茅坪召開。會議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湘贛邊界特委，統一領導湘贛邊界紅軍和根據地的革命斗爭。這時，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的戰爭暫時停息，湘贛兩省國民黨軍隊向井岡山根據地發動“進剿”。在毛澤東、朱德的領導下，國民黨軍的二、三、四次“進剿”都被打破。毛澤東、朱德總結井岡山工農革命軍和游擊隊的作戰經驗，提出了著名的游擊戰“十六字訣”，即“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通俗易懂的“十六字訣”，是從中國革命戰爭實際中概括出來的游擊戰術的基本原則，在革命戰爭史上創造了奇跡，使敵人陷入人民游擊戰爭的包圍之中。

6月，龍源口大捷之后，井岡山根據地達到全盛時期，面積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多萬。

7月中旬，國民黨軍向井岡山發動“會剿”。此時，紅軍主力在外，敵強我弱。紅四軍三十一團團長朱云卿巧妙指揮戰斗，以不足一個營的兵力擊退了國軍四個團的輪番進攻。最后，以僅有的一門迫擊炮打中湘軍指揮部，使敵軍慌忙撤退。這就是土地革命戰爭中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黃洋界大捷。

紅軍主力返回井岡山后，一連打了幾個勝仗，收復了邊界的大部分地區，粉碎了敵軍發起的“會剿”，使根據地得以鞏固和發展。

10月，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大會通過了由毛澤東起草的《湘贛邊界各縣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總結了湘贛邊斗爭的經驗，初步回答了中國革命的具體道路問題。這個決議中的一部分內容是《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后來，毛澤東對此作了文字修改，并把標題改為《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在這篇重要文章中，毛澤東指明了在反動統治薄弱的農村積聚力量，實行工農武裝割據，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取得全國政權的道路。這是毛澤東思想開始形成的一個標志，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里程碑。

11月6日，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召開擴大會議，根據中共中央6月4日指示信，組成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紅四軍前敵委員會。11月25日，毛澤東為紅四軍前委起草了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后來，毛澤東親自將這一報告的題目改為《井岡山的斗爭》。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的基礎上，這篇文章是毛澤東思想形成過程中的光輝篇章，更加系統地闡述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并提出了“割據地區的擴大采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這一重要的戰略思想。

12月，毛澤東在井岡山主持制定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土地法——《井岡山土地法》，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廣大農民以革命的形式獲得土地的權利。邊界各縣掀起了分田高潮，窮苦農民分得了土地，改變了受剝削受壓迫的命運，充分認識到紅軍是為他們的利益而奮斗的，從各個方面全力支持紅軍。

在全國革命處于低潮的時候，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建與發展燃起了星星之火，使革命看到了希望，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地武裝起義樹立了榜樣，提供了比較完整的經驗，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最為可貴的是，毛澤東在斗爭實踐中對中國革命道路進行了理論思考和總結，逐步形成毛澤東思想，指引中國革命從低潮走向高潮，從挫折走向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