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國民革命，努力國民革命，齊奮斗，齊奮斗……

1926年，這首借用兒歌《兩只老虎》曲調重新填詞的《國民革命歌》，唱遍了大江南北。

在國共兩黨的共同推動下，一場以推翻帝國主義列強在華勢力和北洋軍閥為目標的國民大革命浪潮席卷中國。

在大革命的滾滾洪流下，中國共產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張日益成為各族人民的共同呼聲，黨在群眾中的政治影響迅速擴大，黨的組織得到很大發展，千百萬工農群眾開始在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

但在革命形勢風起云涌的同時，國共兩黨之間的合作卻是暗流涌動。

國共第一次合作，過程并不順利。革命大好局面的形成，更是來之不易。

作為一個復雜混合體的國民黨，它的成員從左到右都有。有的擁護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有的在政治上缺乏定見，往往是“墻頭草”；有的只是想靠國民黨來謀求自己的發展，包括一些原來的軍閥、政客在內，他們對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本來就不贊成。

國民黨內的右派急不可耐地開展反共活動。鄒魯、謝持、林森等“西山會議派”稱：“現在的國民政府，名義上是本黨統治的，事實上是被共產黨利用的”，并非法地“決定，凡共產黨之加入本黨分子，盡數取消其在本黨之職籍”。這還只是局部性的問題，并沒有牽動大局。

這時以國民黨左派姿態出現的蔣介石，仿佛對國共合作存有極大的誠意。在黃埔軍校國民黨大會的講演中，他信誓旦旦地說：“我們要所要效仿的，是俄國的革命黨”“國民黨員也不可反對共產黨，反對共產黨就是背反了總理定下來的方針和主張”“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革命的目的，都是一樣的，并且我們革命黨的性質，就是打不平”。蘇聯顧問鮑羅廷和中共中央一些人便把他看作可靠的革命左派，努力幫助他。

蔣介石也借著在黃埔軍校和東征中表現出的成績，在國民黨二大上首次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隨后又被選為常務委員。在軍內，他也從原本僅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躍升為國民革命軍的總監。無論是在國民黨內，還是國民革命軍中，他的地位都得到了大大提升。

然而，蔣介石只是“表面上贊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實際上是反共反蘇的，并不是真心誠意地與共產黨合作”，更多的是“隨時提防和限制共產黨的”。對蓬勃興起的以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為代表的革命力量，他深感不安，并將他們看作實現其謀取政治野心的最大障礙。

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以所謂的中山艦事件為借口，突然采取嚴重的反共行為：無中生有地說是汪精衛和共產黨有陰謀，要用軍艦來脅迫劫持他離開廣東，并以此為借口，在廣州實行緊急戒嚴，監視和軟禁共產黨人，解除省港罷工委員會工人糾察隊的武裝，等等。22日，在高壓和拉攏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通過了由蔣介石提出的在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排除共產黨人的提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5月15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借口改善國共兩黨的關系，避免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擔任重要職務引起“黨內糾紛”，找出一個“清除誤會的具體的辦法”，提出了所謂《整理黨務決議案》。這個限制共產黨活動的提案，事先取得了鮑羅廷的同意。鮑羅廷以避免國共破裂和讓共產黨留在國民黨內為由，同張國燾決定要大家簽字接受。《整理黨務決議案》被通過。隨后，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共產黨員全部被迫辭職。

蔣介石對全會如此順利地通過《整理黨務決議案》十分得意。他在《蘇俄在中國》中寫道：“當鮑羅廷與我會商這個辦法時，對我的態度極為緩和。凡我所提主張，都作合理的解決。”在日記中，他更是高度評價這次會議的重要性：“這是我們中國國民革命成敗的關鍵，也就是本黨與共黨消長的分水嶺。”隨后，蔣介石又當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蔣介石在北伐戰爭前不到半年的時間里，逐個奪取了多個重要陣地，加緊爭奪領導權。革命陣營內部的危機日益加劇。

面對國民黨新老右派變本加厲的分裂活動，共產黨應該怎么辦呢？

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一些人竭力主張通過單方面的妥協退讓、委曲求全的方式來避免國共兩黨之間的摩擦，希望用這種方法來緩和國民革命陣營內的矛盾，并使國共合作得以維系。結果卻事與愿違。正如毛澤東后來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所指出的：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但這卻是在經過多次付出血的代價后方才懂得的。

首先是1926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共產黨員吳玉章擔任大會秘書長，并實際上主持會議。由于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代表占很大優勢，這次大會決定進一步貫徹執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并給參加西山會議的右派分子以黨紀制裁。在會后建立的國民黨中央黨部中，共產黨幾乎全部掌握了這些關鍵部門的領導權，擔任了中央秘書處、組織部、宣傳部、農民部的主要領導職務。這對于維護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鞏固和發展革命成果，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

然而，在選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時，反而作了很大的讓步。在最終獲選的36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共產黨員僅有7名。而原本應開除國民黨黨籍的戴季陶等右派分子卻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這更是造成了右派勢大、中派壯膽、左派孤立的局勢。對此，周恩來后來說，“這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對國民黨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讓步”。1943年11月17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一次插話中，在講到國民黨二大時更是認為：“第一個失敗的關鍵是二次代表大會，我主張反擊。因我們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贊成，結果我們自動退卻。”

其次是蔣介石在廣州制造中山艦事件后，在廣州的共產黨人大都主張對蔣介石進行反擊。他們認為，在廣東的國民革命軍六個軍中，有五個軍的軍長同蔣介石存在矛盾，且在蔣介石直接指揮的第一軍中政治骨干大多數是共產黨員。“對蔣介石要強硬”“蔣介石此番也是投機，我們示弱，他就得步進步；我們強硬，他就縮回去”。他們提出以葉挺獨立團為主，聯合國民黨左派和一切能夠聯合的力量來對蔣介石予以回擊。

當時的蔣介石羽翼尚未豐滿，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在廣東有很大力量，中山艦事件是帶有試探的性質。所以，蔣介石在制造事端后，迅速地釋放了被捕人員，并發還所繳的槍支，惺惺作態地說這次事件只是一種“誤會”，事起倉促，“專擅之罪，誠不敢辭”，宣稱要“自請從嚴處分”。

然而，在中國訪問的蘇聯共產黨代表團團長布勃諾夫在得到蔣介石“對人不對俄”的回答后，主張妥協退讓。上海的中共中央3月29日也發出指令，主張向蔣介石退讓。指令說，“從黨和軍隊紀律的觀點來看，蔣介石的行動是極其錯誤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簡單的懲罰蔣的辦法來解決，不能讓蔣介石和汪精衛之間的關系破裂，更不能讓第二軍、第三軍和蔣介石軍隊之間發生沖突”。對蔣介石，“我們現在應該全力拯救他，將他從陷入的深淵中拔出來”。

再次是接踵而至的《整理黨務決議案》，中共中央也決定逆來順受。出席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的中共黨團內部對是否接受《整理黨務決議案》意見并不一致，是在鮑羅廷和張國燾等的壓制下才被迫通過。

6月4日，中共中央在《致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信》中，除重申中共關于國共合作的原則外，著重表示：“貴黨“黨務整理案”原本關系貴黨內部問題，無論如何決定，他黨均無權贊否。凡為貴黨黨員者，當然有遵守之義務，而于貴黨黨外之團體，則殊無所關涉”。似乎《整理黨務決議案》與中共毫無關系。殊不知，當時的國民黨系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形式，而非純粹的一個政黨，因此，整理黨務必然事關兩黨。

盡管7月12日至18日，在擴大的中共四屆二中全會上把過去視為國民黨中派甚至左派的蔣介石和戴季陶一起劃為國民黨新右派的代表，并提出了無產階級要同資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的任務。這是一個進步。但是，在如何同資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的問題上，會議卻未能作出正確的回答。

陳獨秀等領導人并沒有對建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武裝隊伍這一重要事宜給予足夠的重視，在實際的軍隊事務上甚至是持消極的態度。對于中國共產黨在北伐戰爭中的定位，他們認為只是“參加”一些工作，“進行相當的政治宣傳”來助長“進步的軍事勢力”，而對黨應當直接掌握軍隊，實現建立政權的任務缺乏認知。甚至出現一再反對有能力的共產黨員從事軍事工作的情況，要求在國民軍中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的工作“只是注意政治宣傳的事，而不可干涉到軍事行政上”。這樣，大量由中共直接掌握革命武裝的機會也輕易地喪失了。

而在12月的中共中央漢口特別會議上，更是錯誤地將當前主要的危險歸咎于民眾運動的勃起并日益向“左”，蔣介石因恐懼民眾運動而日益向右，“左”、右傾距離日遠，會破裂聯合戰線而危及整個國民革命運動。規定當時黨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農運動發展，反對“耕地農有”，以換取蔣介石由右向左；同時扶助汪精衛取得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和民眾運動的領導地位，用以制約蔣介石的軍事勢力。實質上這就是信任蔣介石、汪精衛超過信任工農群眾，不惜犧牲工農群眾的根本利益去遷就蔣介石的要求。

此時的北洋軍閥已統治中國14年多，除了種種倒行逆施和彼此間拼死爭權奪利外，從未提出過一個可以凝聚人心、使中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目標和綱領。

如果起初還有人將袁世凱比作“強有力的人物”而寄予厚望，將吳佩孚看作“愛國將軍”，那么經過袁世凱的恢復帝制、曹錕的賄選等，民眾對北洋軍閥已從懷疑、失望發展到深惡痛絕。

帝國主義之侵略以及連年的軍閥割據和混戰，給百姓帶來了無窮的苦難。人民入則有老弱待哺之憂，出則無立業謀生之地，行則逢擄身喪命之變，居則罹舉家凍餒之禍，災害深于水火，困苦甚于倒懸。

打倒禍國殃民的北洋軍閥，結束軍閥割據和混戰的黑暗局面，實現國家的獨立、統一，成為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呼聲。

孫中山生前多次呼吁以廣東為根據地進行北伐，但因為種種原因未能獲得成功。孫中山逝世后，這一歷史任務，就由國共合作旗幟下的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的國民黨人共同承擔了。

1926 年2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會議分析時局：在英、日等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持下，北洋軍閥已建立“反赤”的聯合戰線向南進攻，這對廣東革命根據地構成嚴重威脅。現在是中國革命生死存亡的關頭。固然應該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勢力來抵御帝國主義列強的反攻，然而問題的根本解決，始終在于廣州國民政府北伐的勝利。黨在現時的使命是從各方面準備北伐。

經過鎮壓商團、兩次東征、回師平亂等，廣東革命根據地得到了統一和鞏固，由五卅運動掀起的全國工農運動的蓬勃發展，為即將到來的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奠定了基礎。

盡管此時的北洋軍閥依然是一個龐然大物：擁有巨大的財力物力，掌握多達70萬人的軍隊。國民革命軍則只有10萬人左右。但嚴重分裂的北洋軍閥不僅已失盡人心，而且存在深刻的內部矛盾，這為北伐軍提供了各個擊破的機會。

國民革命軍在蘇聯軍事顧問加倫等人的建議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北伐方針。首先，向湖南、湖北進軍，長驅直進，迅速消滅北洋軍閥中最薄弱的一環——吳佩孚部的主力。其次，爭取張作霖、孫傳芳兩部在一段時間內保持中立。再次，待兩湖戰場取得勝利后，再引兵東向，消滅孫傳芳部。最后，北上解決實力最為雄厚的張作霖部。后來的事實證明，這個戰略是北伐戰爭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條件。

根據既定部署，1926 年5 月，國民革命軍第七軍一部和第四軍葉挺獨立團等作為先頭部隊，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吳佩孚部擊敗而退守湘南衡陽的第八軍唐生智部，由此拉開了北伐進軍的序幕。

7月1日，廣東革命政府在廣州誓師北伐。9日，北伐戰爭在“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口號聲中正式開始。國民革命軍連克長沙、平江、岳陽等地，8月底取得兩湖戰場上的關鍵一戰——汀泗橋、賀勝橋戰役勝利。10月，北伐軍進抵武漢，先后占領武昌、漢陽、漢口，全殲吳佩孚部主力。

與此同時，在蘇聯和中共的幫助下，9月17日，以馮玉祥為總司令的國民軍在綏遠五原誓師，宣布全軍加入國民黨，并率部進軍陜西、河南，有力地配合了北伐軍攻擊河南。

北伐軍在兩湖戰場取得勝利后，轉向江西戰場進擊孫傳芳部。11月起，北伐軍向南潯路一帶發動攻勢，消滅孫傳芳部主力，占領南昌、九江，隨后又攻占福建、浙江。1927年3月下旬先后攻占安慶、南京。3月21日，為配合北伐軍進軍上海，中國共產黨領導上海工人取得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勝利，占領上海。至此，長江以南地區完全為北伐軍控制。

北伐戰爭是國共兩黨共同進行的一場革命的、正義的戰爭。兩黨一致對敵，北伐軍將士英勇奮戰，以鮮血和生命換來了輝煌戰果。在不到10個月的時間里，北伐軍從廣州打到武漢、上海、南京，打垮兩大軍閥，殲敵數十萬，一場規模空前的國民大革命席卷了大半個中國，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

北伐進軍過程中，共產黨人在北伐軍軍隊政治工作和發動工農群眾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一大批共產黨員擔任各級黨代表或政治處長，或者擔任基層指揮員、戰斗員。如周恩來擔任第一軍副黨代表，李富春擔任第二軍副黨代表，朱克靖擔任第三軍黨代表，羅漢擔任第四軍黨代表，林伯渠擔任第六軍副黨代表，肖勁光擔任第二軍第六師黨代表等。同時，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還組織和武裝了大批農民自衛軍、工人糾察隊，用以策應和支援北伐軍的行動。

但北伐的勝利進軍，并未能扼止革命陣營的危機。身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因北伐的勝利提高了個人聲望，并通過收編軍閥部隊等手段，使其實力在北伐過程中極大地膨脹起來。正如周恩來后來所回憶，“在北伐戰爭中，一直到國民黨三中全會前，對蔣介石的方針是不明確的，結果就是客觀上幫助了蔣介石，而助成了蔣介石地位的提高”。這為他后來發動反革命政變準備了條件。

當高唱“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北伐軍北上時，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工農運動給了北伐軍極大支援。

在廣東，省港罷工委員會組織了3000人的運輸隊、宣傳隊、衛生隊隨軍北上，廣東韶關等地的農民也積極支援北伐軍。在湖南，中共黨組織積極發動群眾，參加帶路、送信、偵察、運輸、掃雷、擔架、救護、慰勞、擾亂敵人后方等任務，還組織農民自衛軍直接參加戰斗，等等。

革命勢力迅速從珠江流域推進到長江流域，全國工會會員也由北伐前的100萬人迅速增加到近200萬人。這其中，湖南、湖北、江西的工人運動發展尤為迅速。1926年10月，湖北全省總工會在漢口成立，到1927年春，全省共計成立工會約500個，會員達四五十萬人。不僅大、中城市建立了統一的工會，而且大部分縣也陸續成立了縣工會。同年12月，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按中華全國總工會章程改組為湖南全省總工會。

在此期間，最引起中外震動的便是漢口、九江群眾收回英租界的事件。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這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反帝外交斗爭史上的第一次重要勝利，中國人民因此受到了極大鼓舞。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省的農民運動在北伐進軍中也得到了更大規模的發展。1926年11月底，湖南54個縣已經成立了農民協會的組織，會員達107萬人；次年1月，湖南農民協會的會員又迅速增加到了200萬人。從1926年7月到10月，湖北全省的農民協會會員便由3萬多猛增到20萬人左右。江西農民協會會員也在很短的時間內從600多人發展到5萬多人。

據1927年1月出版的《中國農民問題》記載：“北伐軍入湘而后，平江、瀏陽諸役，皆得農民為向導與協助，使我軍不至陷于逆敵伏軍及地雷之險。平江之役，農民引導我軍，從間道抄平江北門，敵軍幾疑我軍從天而降，敵將陸法因勢窮自殺，農民因此而犧牲者亦數十人。凡我軍所到，農民必擔茶擔水，以相慰勞，跋涉險阻，以為向導。常有手持木棍，截擊敵兵，奪其槍械，以為我軍效力。”

中國共產黨也愈發認識到，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1926 年5 月，黨領導召開的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專門作出《農民運動在國民革命中之地位決議案》，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國國民革命便是一個農民革命”，“農民問題是國民革命中的一個中心問題，國民革命能否進展和成功，必以農民運動能否進展和成功為轉移”。毛澤東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也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

工農運動的蓬勃發展，迅速擴大了革命在群眾中的影響，涌現出大批積極分子，為日后的土地革命準備了重要條件。如果只有五卅運動，而沒有北伐戰爭和伴隨而來的工農運動高漲，還不足以把它稱作中國的大革命。它播下革命的火種，影響十分深遠。

兩年后，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中寫道：“中國紅色政權首先發生和能夠長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種并未經過民主革命影響的地方，例如四川、貴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兩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工農兵士群眾曾經大大地起來過的地方，例如湖南、廣東、湖北、江西等省。”